1949年6月21日午后，福州南郊机场，蒋介石的专机缓缓降落。在结束军事会议后，蒋介石单独留下了独立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，指尖敲击着桌面，问出了一个萦绕心头已久的问题：“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后，是否有厌战言论？”

这句看似随意的问话，如同投入深潭的一颗石子，在闽江两岸的隐蔽战场上激起了层层涟漪。

彼时，解放军已逼近浙闽边境，福建成为国民党政权最后的“东南屏障”，而蒋介石此次赴闽，表面是部署“福州保卫战”，实则暗藏对内部将领的严密排查。

蒋介石对吴石的情感颇为复杂。他早就注意到这位以军事理论见长、被誉为“吴状元”的将领。

吴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，学业出类拔萃，在保定军官学校同期八百名毕业生中名列第一，此后在日本陆军大学又以第一名毕业，是国民党内公认的军事奇才。武汉会战期间，蒋介石几乎每周都会召见吴石咨询敌情。

然而，吴石与何遂等民主人士的密切往来，以及他对内战日益明显的消极态度，又让蒋介石疑虑丛生。

据李以劻回忆，早在1949年5月，吴石就曾对他直言：“抗战八年已耗尽国力，如今再打内战，无异于自毁根基，如果战争越拖越久，早晚会把我们拖败。”

面对蒋介石的直接质问，李以劻心中翻江倒海。他既是蒋介石的同乡，又与吴石在抗战时期的长沙会战中有过命的交情。李以劻深知，自己的回答稍有不慎，不仅会危及吴石的性命，自己也可能被贴上“通共”的标签。

他最终采取了巧妙的回应策略，既承认吴石确实从战略层面分析过战局的严峻性，但又将其言论解释为专业的军事判断而非单纯的怨怼。他引用吴石的原话：“长期打下去只会把我们拖败，当下一线之望在守岛屿，而非困守大陆孤城。”

李以劻强调，吴石反复陈述的是福建防务的关键在于巩固沿海岛屿，这实际上与蒋介石当时“退守台湾、经营海岛”的构想不谋而合。这番暗藏玄机的回答，暂时打消了蒋介石的疑虑。

蒋介石之所以在心生疑虑的情况下，仍在1949年8月电令吴石赴台，出任位高权重的“国防部”参谋次长，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考量。

当时蒋介石虽已“下野”，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操控大局，同时受到代总统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势力，以及陈果夫、陈立夫领导的“CC系”、陈诚的“土木系”等党内派系的牵制。

在这些派系看来，台湾应是国民党各派“共治”之地，而非蒋氏一家的“天下”。吴石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和参谋工作，虽与桂系将领白崇禧有同窗之谊，但总体上保持“技术官僚”形象，未深度卷入核心派系争斗。

在蒋介石看来，启用吴石这样一位有卓越军事才能且看似无派系背景的人，既可以借助其专业能力构建台湾防御体系，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其他派系，是当时政局下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。

然而，蒋介石和国民党内大多数人并未察觉，吴石早已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。他对国民党的失望并非一朝一夕。抗战期间，他亲历了国民党军队在桂柳战役中的溃败，对“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”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。

抗战胜利后，目睹国民党官员“五子登科”式的劫收和大发国难财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，他更是倍感失望，多次对亲友喟叹：“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！”政治倾向的转变深受其挚友、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何遂影响。

早在1947年，吴石就通过何遂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建立了联系，成为中共在国民党军事机关内的高级内线。他所表现出来的“厌战言论”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精心的掩护。

吴石在隐蔽战线上的贡献是巨大的。1949年初，他冒着极大风险，多次乘夜班火车从南京赶往上海，将一系列核心情报送至中共地下党员何遂、何康父子手中。

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份，是标明了国民党军队团级部署的《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》。这份情报对解放军确定渡江主攻方位、成功实施渡江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。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后来曾两次提及这份情报的重要价值。

此外，吴石还参与策反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，最终促使林遵在1949年4月23日率部起义，这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海军最大规模的舰艇集群起义。

在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前后，吴石还巧妙设计，将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保存的包括珍贵“末次资料”在内的数百箱机要档案留在了大陆，未让其运往台湾。这批资料后珍藏于厦门大学图书馆，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文献。

1949年8月16日，福州解放前夕，吴石遵从命令，携夫人王碧奎和年幼的子女飞往台湾。临行前，他对部下交代要保护好那批重要档案，留给即将解放的福州。

他对友人李以劻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福建的山山水水，我还会回来的。”抵达台湾后，吴石晋升为“国防部”参谋次长，继续利用职务之便为解放事业奋斗。

他与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特派员朱枫秘密接头，将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台湾的部署情况、军事装备清单等一系列重要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出。

然而，潜伏之路危机四伏。1950年初，因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，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朱枫不幸暴露，进而牵连到吴石。

1950年2月27日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了“吴石案”的详情。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“殊为寒心，令即逮捕”八个字。3月1日，吴石被保密局逮捕。

在狱中，吴石遭受了严刑拷打，甚至一只眼睛失明，但他始终坚贞不屈。国民党当局曾试图利诱，毛人凤亲自保证，只要吴石愿意“转变”，即可官复原职并送往日本就医，但遭到吴石断然拒绝。

1950年6月10日，在经过一场形式上的审判后，吴石与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四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。临刑前，吴石从容写下绝笔诗：“凭将一掬丹心在，泉下差堪对我翁。”

下午4时30分，枪声响起，吴石将军英勇就义，时年57岁。吴石牺牲后，他的家人也经历了漫长的磨难。夫人王碧奎曾被关押，后获释，独自抚养年幼的子女。

留在大陆的长子吴韶成、长女吴兰成在新中国工作生活，曾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受到冲击。

1973年，经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关心，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1975年12月，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，仍不忘嘱咐时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罗青长：“不要忘记吴石他们……”

1994年，吴石夫妇的骨灰最终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，碑文记述了他为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作出的贡献。